共工新闻网·GNN电 题：汪毅夫 | 台湾光复的故事

共工社11月2日据中评社消息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汪毅夫日前在第十二届中华文化论坛上分享他的新书《联结两岸——汪毅夫文史札记》，并讲述台湾光复的故事。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汪毅夫。GNN发

汪毅夫以1941至1949年为时间轴，围绕台湾光复讲了两个系列故事：

一是“收复台湾”与“国际托管台湾”的斗争。他梳理了张邦杰“收复台湾五项意见”、李纯青《中国必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沦陷区》、谢东闵《国际托治制与台湾》等言论对“台湾地位未定”“国际共管”的反驳，并讲到战后对廖文毅“台独”思潮的揭露。

二是台湾义勇队的故事。汪毅夫讲到了台湾义勇队的信息情报工作、抗战救护工作、台湾研究、在厦门活动以及涉及的三青团问题等五方面内容。

全文如下：

台湾光复的故事应该从何讲起？我的选择是，从1945年前4年的1941年讲起到1945年后4年的1949年，讲这个时段里的两个系列故事。

首先讲围绕“收复台湾”与“国际托管台湾”的斗争而展开的故事。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在中国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张邦杰敏锐地意识到：“现太平洋战事已起，台湾革命正应加紧扩展与行动，以捣乱敌人后方，并准备发动歼敌而收复失土”。1942年1月，他以“台湾革命同盟会南方执行部”的名义，致函行政院，提出“收复台湾五项意见”。行政院于1942年1月29日抄发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四部，令就此提出意见。在我看来，张邦杰的五项意见里有5个新锐的说法：1.台湾“应视为沦陷区，力图克复”；2.台湾“誓必与其他失地一并收复”；3.“非收复台湾，抗战决不停止”；4.“台湾必须恢复为我国之一省”；5.“今台湾住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我中华民族”。

1942年底，美国《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联合发表《太平洋关系备忘录》，其第四章“提议战后在太平洋建立一条防御地带，列入台湾，割归国际共管”。1943年1月7日，重庆《大公报》发表李纯青写的社评《中国必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沦陷区》。其文尖锐指出：“我们重视任何战争理论与战后和平方案，对不严正的思想与不合理的建议，不敢默尔而息。前、昨两天本报社评曾善意而诚坦的反驳了若干乖异论点。今天我们要另谈一个问题，促起盟国人士的注意。美国《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合草的《太平洋关系备忘录》的第四章，提议战后在太平洋建立一条防御地带，列入台湾，割归国际共管。把台湾看做单纯的日本的殖民地，忘记它的历史，不明它的现状，以为脱离了日本，台湾就像十字街头的流浪儿，可随便安排给任何一个慈善机关收养。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在这裡纠正这种观念，郑重向世界公言：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我们不能看它流落异国。战后中国一定要收复这块土地。”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提出了“联合国托管制度”（又称“国际托治制”“国际托管制”）案。1945年5月16日，“旧金山会议”尚在进行时，谢东闵在《台湾民声报》发表《国际托治制与台湾》，指出：“我想为不折不扣收复台湾，我们应向国际托治制会议提供备忘录，重申开罗会议的决定不可更改，同时透彻的说明台湾历史、民族及地理等，皆与中国不可分，必须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神圣”，“（国际托治制）台湾除外。因为它攸关中国安全，中国福利；它是百分之百的中国领土。此外，中国自身也要彻底觉悟，要态度明朗，立场坚定。由于国际托治制的提出，我们更觉得中国应准备武力收复台湾；同时在政治上的措施，例如筹备台湾省政府，在‘宪法’列举条文加入台澎，选择台胞代表台湾人民参政等，尤迫切需要实施，俾便以公开事实，争在和平之前，清正世界视听，杜绝意外之变”。

张邦杰、李纯青、谢东闵的上述言论揭露：将台湾“割归国际共管”的前提（台湾归属不明、地位未定）不能成立，后果（损害“中国安全”“中国福利”和“中国领土”的“百分之百”的完整）相当严重。这一番揭露，为战后反“台独”斗争的第一仗做了良好的示范。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后，当“国际共管台湾”的“观念”（包括“台湾地位未定”的前提）成为战后第一波“台独”思潮，当廖文毅及其台湾民众联盟成为这波“台独”思潮的关联人（廖文毅1947年向美国官员提交《台湾问题处置意见书》主张“国际托管台湾”“台湾独立”），谢雪红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员，于1948年5月用“林达明”等化名，投书香港《华商报》揭露廖文毅的台湾民众联盟“是个主张‘台湾独立’的团体”。给廖文毅、也给主张“国际托管台湾”的“台独”势力致命一击。廖文毅于1949年前后转往日本。1965年4月14日，廖文毅从日本东京飞回台北，正式对外发表声明，宣布：“本人愿放弃‘台湾独立’的主张、组织与活动”。这是后话，后来发生的事。

现在讲台湾义勇队的故事。

1.台湾义勇队的信息情报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1942年4月在重庆接受西康《国民日报》记者的採访，西康《国民日报》1942年4月19日发表《台湾之声——台义勇队长李友邦谈话》。其文曰：“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氏近自浙皖返渝，对记者纵谈台湾近况及其对于祖国之热望。据称：太平大洋战（汪按，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督（汪按，即台湾总督）长穀川清曾谓：台湾全境皆应完全设防，使此岛能自给，并成为固定之‘飞机母舰’。因此，一、台湾本岛所有铁路均加设双轨；二、在越南车路乾、（台湾）安平、湾里、七鲲身、嘉义、太保庄、台中、大甲、丰原以及恒春、澎湖等地，均新辟大飞机场；三、自本年起改用志愿兵制度，并强迫台人改用日本姓名；四、凡台民在廿岁以上者，均须在日本义务劳役四年，建筑机场及工事。”这是台湾义勇队公开发布的敌方重要信息。于今视之，尤可注意的是“太平大洋战（汪按，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督（汪按，即台湾总督）长穀川清曾谓：台湾全境皆应完全设防，使此岛能自给，并成为固定之‘飞机母舰’”一节。我们知道，1950年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第五届大会安全理事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演说》披露：“（1950年）8月28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给美国海外作战军人协会大会的演词中，明目张胆地供认，美国认台湾是美国太平洋前线中的‘总枢纽’，是‘不沉的航空母舰’”。长穀川清的“固定之飞机母舰”，比麦克阿瑟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要早8年多。这是台湾义勇队信息情报工作的一个范例。

2.台湾义勇队的抗战救护工作。1941年3月8日《东南日报》报道《台湾义勇队在兰开设医院》：“台湾义勇队附属台湾医院创设以来已达二年，平日嘉惠贫民，深得民众信仰。该队为开展医院业务起见，除在衢州设第二医院外，并在兰溪设立第三医院，约本月下旬即可开幕，第一、二医院定8日起免费种痘，更与全国慰劳总会联合创设台湾义勇队家属药品製造厂，已有出品多种，如以国药製造之疟疾丸，其能竟与帕来奎宁丸无异，现正大批赶制，以应社会需求”。这条稀见史料的看点之一是，台湾义勇队附属第一台湾医院（金华）、第二台湾医院（衢州）有制药厂，该厂的出品里有治疗疟疾有特效的中成药。这是台湾义勇队附属台湾医院参加反细菌战的重要事迹。我们知道，1940年10月4日上午9时许，一架日本军用飞机低空掠过衢州，沿著城西一带投撒大量带有鼠疫病菌的物品。此后，日军在衢州地区通过空投和地面播撒等方式，实施了包括鼠疫、伤寒、炭疽、霍乱等在内的多种细菌武器攻击，导致衢州成为日军细菌战受害最深的重灾区之一。台湾义勇队附属第一、二台湾医院及其家属制药厂，直接参加反细菌战的战地救护工作，厥功甚伟。

3.台湾义勇队的台湾研究。台湾义勇队的台湾研究成果，除在本队刊物《台湾先锋》、各地报刊发表，还曾登上顶级的学术刊物。1944年1月31日，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的台湾研究论文《台湾风物志》登上《风物志》集刊。《风物志》是当年跨学科的顶级学刊之一，号称“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史、社会史集刊”。该刊主编是大师级学者顾颉刚和娄子匡。该刊作者里也有大师级的学者，如顾颉刚、娄子匡、罗香林等。该刊由中国民俗学会出版，《风物志》（社址在重庆化龙桥龙隐路）发行。据该刊广告，台湾义勇队驻渝通讯处主任谢挣强（台湾澎湖人）的学术著作《澎湖风物志》，被列为《风物志丛书》之一种。《澎湖风物志》的广告词是：“澎湖人来写澎湖的风土，作者是第一本。内容婚丧习俗、民间嬉戏、年中行事、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唱本、歇后语、急口令等篇什”。

4.台湾义勇队在厦门。1945年9月，台湾义勇队总队部奉命从龙岩移驻漳州下坛里、又奉命从漳州移驻厦门升平路。也是在1945年9月，厦门台湾同乡会开始筹备（后于1945年12月5日正式成立）。《厦门市台湾同乡会发起筹备以至成立周年会务概况及将来计划与建议报告书》（1946.11.）报告说：“当日寇投降后，旅厦8000台胞，十之八九系属俸给生活者，因环境之变迁，全部陷于失业，以致哀鸿遍野。是时适我同乡李友邦少将率师过厦，目睹此境，恫瘝在抱，乃由该义勇队官兵节食剩馀的白米4000市斤，委托本会于上（1945）年11月28日恤赈贫困同乡，此为本会第一次之办理髮放救济米。续后生活程度渐高，贫困同乡益感困难。本会复购进白米3000市斤，于本年1月21日作第二次之施放”。该报告书所记另一事也同台湾义勇队有关：“本会为协助当局发扬正义，代表旅厦同乡阐发公正言论，乃于上年（1945）11月间筹创《新台报》社，并举陈金方任社长，馀君河任经理，筹备一切，遂于同年12月3日以3日刊之姿态问世，颇得本市厦台胞之爱读与拥护（嗣因限于经济，现暂停刊）”。《新台报》的创办得到台湾义勇队的大力支持，李友邦任《新台报》发行人。1945年11月7日，台湾义勇队部分队员从厦门登机帆船华光轮返台，于11月8日遭遇海难，15名队员遇难。

5.台湾义勇队涉及的三青团问题。1942年4月，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驻地，接到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关于筹建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的命令。1942年8月，台湾义勇队在移驻龙岩途中，于福建南平成立三青团台湾义勇队分团筹备处。1943年1月，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在福建龙岩正式成立。1944年4月，在义勇队分团基础上，设立三青团台湾区团部筹备处。1945年9月3日，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张士德返抵台湾台北。张士德抵台后，以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筹备处干事的身份开展团务。《战后台湾政治案件》丛书之《林日高案史料汇编》收有张士德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筹备处干事名义委任林日高为“本区团台北分团筹备处宣社股长”的命令，其文曰：“日日命令，大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于台北：兹委林日高同志为本区团台北分团筹备处宣社股长，此令。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台湾区团部筹备处干事张士德（印）。”另据《台湾新报》1945年10月18日，王万得于当年9月底进入台湾“山界”活动，其时他已有“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视察员”的身份。显然，张士德抵台后迅即开展的团务包括：吸收团员、建立组织、任命干部。其后，同样具有三青团团员身份的台湾义勇队员，1945年返台后以三青团台湾区团及其各分团成员的身份，在台湾的活动是正当的，影响是正面的。

台湾二二八事变后，李友邦再次被捕入狱。经其妻、义勇队队员严秀峰奔走营救，始得脱险。1949年8月1日，李友邦冒个人生命危险，给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诚写一签呈（李友邦时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该签呈文曰：“查本省二二八事变被拘禁人员闻有二百馀人，经过二年馀反省，其思想有问题者自须继续感化，惟其中思想已无问题，品行良善且知悛悔者亦不乏人。拟请钧座淮由职调查择优保释以示政府宽厚。可否之处，仍乞钧核”。从时间节点上说，1949年5月14日，台湾省主席陈诚到台湾省参议会宣布：镇压中共在台地下活动和岛内反抗运动；1949年5月19日陈诚以台湾省政府、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名义发布戒严令。在此白色恐怖之下，李友邦于1949年8月1日挺身而出，直接找的正是陈诚，直接要求的正是淮许他保释“二二八事变被拘禁”的政治犯。李友邦大爱的情怀、大无畏的气概可歌可泣！李友邦用生命证明了台湾义勇队的“义勇”二字。

作者：中评社

统筹：共工社国际传播组织（GNN）筹备小组负责人钮则坚

编审：龚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