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信使工作的艰苦性   

外交信使的主要任务就是手提外交邮袋旅行，号称“职业旅行家”，经常乘飞机、汽车、火车，有时还乘轮船，出事故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得多。

信使队曾经有6位同志为祖国的信使事业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有一批同志遇险，如飞机被劫持、飞机降落时轮胎起火、飞机起飞时冲出跑道、飞机喷桶起火、飞机驾驶舱玻璃破碎、机舱内压力突然失去平衡等等。

我本人曾经经历过飞机在台风中降落，机翼险些触地；在非洲穿越大雷雨区，飞机多次突然大幅度下降；还经历了一次机舱内发生静电爆炸。

除了危险性之外，外交信使还要经受温差和时差的折磨。例如，1月从北京乘飞机离开时，气温一般在0摄氏度左右，5个多小时后降落泰国首都曼谷机场时，气温往往在30摄氏度以上；从北京到北美和南美洲出差，一路要准备四季服装，7月的北京和北美洲是盛夏，南美洲则是冬天。尤其是在数小时之内，由隆冬进入盛夏，这样巨大的温差对身体的损伤是可想而知的。

我在非洲赤道附近国家发现，许多民房的屋顶上覆盖了一层洋铁皮，以防漏雨。铁皮受到烈日暴晒，雷雨突致，滚热的铁皮被冷雨一激，会发出“嘎嘎”的收缩声。铁皮在30-40摄氏度的温差之内有如此强烈的反应，人体也是一样，只是我们听不到肌肉收缩发出的声音就是了。

而时差对人体的伤害就更大了，往往会使人体内的生物钟（biological clock）失常，出现生理节奏失调，导致失眠、疲劳、无食欲或突然感到饥饿等。总之，令人感到全身疲惫、无精打采、记忆力明显减退等。

外交信使经常在国外出差，无法顾及家庭和父母妻儿。老母去世我也未能回家看上一眼。我的母亲思想境界也很高，曾经多次对我说：“儿子，你们的工作规矩大，我死了就死了，不再给你添麻烦！”

在信使队，不仅我个人是这样，其他同志也是一样，不仅不能为父母举丧，就连爱人或孩子生病住院也没有时间照顾，更不用说平常照看孩子的学习了。

外交信使最怕的还不是温差和时差，而是飞机晚点。

1998年6月15日，由印度首都新德里飞卡拉奇，因为新德里出现了沙尘暴，由卡拉奇飞来的班机无法降落，只好返回卡拉奇。我们在机场等候一夜，原来1个小时的路程前后用了14个小时。普通旅客在候机厅里倒头大睡，而我们由于身上有外交邮袋，根本不能睡。

另一次是1988年由巴黎回北京，由于戴高乐机场出现大雾，从早晨7点一直等到晚上10点才起飞。待到了北京，我已经头晕脑胀、站立不稳了。

外交信使工作的乐趣

外交信使工作虽然是一种具有危险性和艰苦性的职业，但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往往是有苦也有甜。信使工作的最大乐趣是在国外出差期间，可以顺便游历世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外交信使也是一种十分高尚的职业，持有能够通行各国的外交护照，受到国际法的保护。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移民局和海关对中国外交信使都很敬重。许多国家的机场都对我们很优待，我们可以出入外交官专用通道，可以进头等舱或公务舱休息室，在有的国家还可以进贵宾室（VIP Room）休息。

在个别国家，我国驻当地使领馆可以把汽车开到飞机舷梯旁等候，我们下了飞机就进汽车，享受的是总统级待遇。飞机上的乘客不知我们是何方神仙，都投以惊奇的目光。这种感受是绝大多数人享受不到的。

其实，我们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代表着国家，携带的是国家机密。所以，作为一名外交信使，我深切地感到，我们所依托的不是个人，而是祖国和人民。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外交信使的腰板才能挺起来。

钱其琛副总理曾经指示，外交信使们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充分利用出差世界各地的宝贵时机，多学习一些知识。

信使们的学习条件也是极其优越的，一般在中长途客机头等舱和公务舱里都免费提供世界著名报刊和杂志；此外，各国航空公司发行的月报上也经常刊登许多具有知识性的文章；到了使领馆还可以阅读当地的报纸、观看当地的电视节目，按规定还可以在使领馆阅读有关文件。

信使有大量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时间。所以，中国的外交信使同外国信使一样，大多有各种爱好。有的人喜欢摄影，有的人编译文章，有的人收藏邮票、硬币、纸币、火柴盒、啤酒桶等等。

多年来，外交部信使队也涌现出一批优秀外交官，有的当了副部长、大使、总领事和参赞等，为国家、为信使队争了光。

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使我感到，人生就是一盆酸辣汤——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这样人生才变得有滋有味。人生不可能只有甜，也不可能只有苦，否则人生就太寡淡了。此外，我觉得无论任何人，只有耕耘才会有收获，不付出代价，什么都休想得到。这也许就是人生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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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 《我观世界——中国前外交信使刘治琳文选（第一辑）》

作者 | 刘治琳